從呂雉臨朝承制漫談中國古代的皇太后干政

公元前195年6月1日,漢高祖劉邦在長樂宮去世,皇后呂雉被尊為皇太后,漢惠帝劉盈性格仁弱,國家執政大權實際操于呂太后之手。孝惠七年八月,漢惠帝病逝,繼位的前少帝劉恭年幼,呂太后于是走進朝堂,正式臨朝稱制,行使皇帝職權,管理國家。

呂太后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掌握國家政權的皇太后,開辟了中國歷史上皇太后干政的先例,其后,中國歷史上無論是漢族王朝還是異族王朝,都多次出現過皇太后或皇后等后宮女性掌握政權的情況。而我們結合中國古代女性的社會地位和權利來看,在父系男權社會的古代中國,女性掌握國家政權似乎是不應當發生的事,所以這種政治現象的存在有值得我們探討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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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婦女的社會地位呈現出一種矛盾的形態,一方面,在男尊女卑的社會觀念下,婦女被視作父系男權社會的附屬物,形同物品。除了妻妾制度,一名男性可以合法擁有多個女性配偶外,有較高社會地位的男性可以隨意買賣或向他人贈送婦女,甚至殺食婦女,如唐代張巡守睢陽城,在城內糧盡的情況下殺死自己的小妾,烹其肉給守城軍人分食,而傳統史書上對此評價多為稱贊其死守孤城之忠義,而對殺食小妾之事輕輕帶過。即便是在民間,也有“女子無才便是德”等歧視婦女的思想廣泛存在,重男輕女之風充斥社會,又通過禮教各種條規對婦女的行為權利進行嚴格限制,使得古代婦女的社會地位十分低下。

而另一方面,中國古代社會又承認有較高社會地位的婦女對男權社會的管理,在家族的婦女獲得某種較高的身份地位時,就成為該家族甚至某個政治集團的領導者,從而擁有包括男性在內的整個社會的所承認的家族甚至國家的合法統治權力,如秦代有名的富商寡婦清,為其家族的領導者,并獲得秦王的召見而提高了社會地位;而唐代及武周的武則天,不但是其武氏家族的領導者,更是當時國家的合法統治者。

從表面上看,在古代女性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利低微的社會現實下,應該是不會出現女性掌握國家政權的這種矛盾現象,但我們從宗族制度和當時政治背景來看, 就可以理解,皇太后等后宮女性掌握國家政權,既有宗族制度對母權的承認,也有政權尋求平穩過渡的現實需要。

一、中國古代皇太后干政的宗族制度背景

說起中國古代的宗族制度對女性的影響,主流史觀多從這一制度對女性的壓迫角度來看。誠然,古代宗族制度對女性從思想到行為上都進行了嚴苛的禁錮,漠視和踐踏女性各種權利,但其中也在“孝道”思想下,承認和尊重母權,而對母權的承認和尊重為皇太后干政提供了身份上的合理性。

古代中國男性的婚姻并非所謂“一夫多妻”制,而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丈夫的正妻只能有一個,在宗族制度的大、小宗區分下,正妻為妻妾之首,是為嫡母,其生的孩子在宗族內為大宗嫡子,嫡子即為宗族之長的下任繼承者,即便是正妻沒有生出繼承家業的兒子,一般也動搖不了其地位,其他妾侍所生的孩子也必須承認正妻的高于其生母的嫡母地位。對皇室而言,皇帝的正妻即皇后,地位高于其他嬪妃和天下官員臣民,是謂“母儀天下”,這是宗法制度中對母權的承認。如果皇后無所出或無兒子,即便是下任皇帝非其所生,也必須按照宗族制度認其為皇太后作嫡母,而生母則為庶母。

由于嫡母在在宗族制度中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又兼之儒家“孝道”思想的影響,即便是貴為皇帝,也必須尊重皇太后,并聆聽皇太后的教誨。可以說,得益于宗族制度對母權的承認和尊重,皇太后的嫡母地位,為其獲取政治權力帶來了身份上的合理性。

此外,按照宗族制度,正妻嫡母往往是家族內部的管理者。對皇太后而言,其在作為皇后之時,即為內宮之主,負有教育皇子、管理眾嬪妃、治理后宮的職責,積累了相當的管理經驗,為其后成為皇太后時掌握政權,治國理政提供了可信的才能依據。

當然,宗族制度對母權的承認和尊重,并非出自對于女性權利和地位的根本性尊重,而是基于“孝道”這一傳統思想下的對男權社會宗族制度的補充,根本上還是為了維護封建社會男性統治的權威性和合法性。


二、中國古代皇太后干政的政治現實需要

皇太后干政并非皇太后本人強行得到執政權力,其能夠獲得權力,主要是來自皇帝或朝廷官員的授權并獲得朝野大多數人的承認,這種授權多數發生在皇帝不能正常行使其職責的非常時期,背后含有深刻的政治考量,是朝廷內部各方政治勢力都能夠接受的妥協方案。其中緣由如下:

  • 皇太后地位崇高,僅次于皇帝,有足夠的地位和威望令官員臣服;

  • 皇太后是皇帝的“家里人”,并且在傳統宗族制度下,女性統治者存在著無法讓自己娘家人登基稱帝的難題,所以正常情況下不會有改朝換代的風險;

  • 根據歷史經驗,在皇帝不能臨朝視事時,如果由某位大臣總攬朝綱,會有權臣之嫌,為各方政治勢力和朝野輿論所不容。而由后宮地位崇高者如皇太后來代表皇帝執掌政權,進行非常時期政權的過渡,就成為各方政治勢力都能接受的政治方案。

皇太后執掌政權主要發生在如下幾種非常情況:

1.皇帝年幼,不能承擔領導者責任

這種情況較為普遍,呂太后正式臨朝稱制時,剛繼位的前少帝劉恭就是因為年幼無法承擔帝國領導者的責任。又如西漢和帝繼位時,年僅10歲,稚齡之童當然無法管理國家,所以由養母竇太后臨朝稱制,代行天子之權,是漢代繼呂太后之后第二起皇太后干政之例。其后,又有漢沖帝繼位時,年僅二歲,故由梁太后臨朝稱制。除漢朝外,因皇帝年少而太后干政的事例在歷史上數見不鮮,最著名的當屬清代同治初期的慈禧、慈安兩太后垂簾聽政。

2.皇帝患有重大疾病無法行使職責

在皇帝患有重大疾病,暫時無法行使其君王職責時,朝廷官員會請皇太后暫時執掌政權,保證皇帝痊愈前或下任皇帝繼位前,政權能夠正常運作。如北宋英宗繼位僅4天,就“忽得疾,不知人,語言失序”,后又在仁宗葬禮上“疾增劇,號呼狂走,不能成禮”,這種情況下,英宗顯然無法行使其皇帝職責,朝廷乃請曹太后“同聽政”。又,宋神宗在病危時,三省及樞密院官員奏請高太后權同聽政,得到了允許。這種情況的太后干政時間較短,如曹太后聽政,在英宗痊愈后即還政皇帝。

3.皇帝病逝前遺詔皇后執政

這類情況最著名的事例就是武則天在唐高宗死后的執政,史書記載,唐高宗在病危時有遺詔,曰“軍國大務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當然,這份要求皇太后參與政治決策的遺詔,是否出于在當時“二圣臨朝”,已掌握國家政權的武則天的授意,就不得而知了。

以上三種情況,初衷都是為了確保皇權在非常時期的順利過渡,但卻無法避免掌握政權的皇太后戀權不放,呂太后前后執政15年,按己意廢立皇帝,臨死不忘大封諸呂,以確保呂氏宗族繼續掌握政權。唐代武則天更是以武周代李唐,直至被李隆基推翻。晚清慈禧太后執政將近半個世紀,至死方休。故各朝代統治者在總結歷史經驗后,都嚴禁后宮女性干政。


三、歷朝歷代對皇太后干政的禁止

皇太后干政對男權社會的皇權統治是一種明顯的威脅,雖然朝廷承認太后和皇后的政治地位及執政權力的合法性,但這種承認并非建立在對女性政治權利本身的認同上,而是建立在男性皇帝或代表男權社會的朝廷對女性執政權力的授權上,在根本上還是將女性執政形態作為男權統治在非常時期的一種變通的過渡手段,而社會輿論上也對女性執政有諸如“牝雞司晨”的不滿看法。

此外,不可否認的是,皇太后干政在多數情況下往往伴隨著外戚強勢專權,并且帶來政治動蕩,如呂太后的干政,就導致呂姓外戚大量掌握權力,為家族謀取利益,其后更是發生了諸呂之亂,使政局動蕩。唐代武則天臨朝,后來武周代唐,并有武氏族人謀取斷絕李唐之祀,導致在權力斗爭過程血腥殘酷。所以,中國古代許多王朝都對皇太后干政進行了嚴厲禁止。如三國時魏文帝曹丕專門下了一道嚴厲的詔令:

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后,髃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后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但是歷史的發展不以曹丕的意志為轉移,在魏少帝時,又因政治動蕩發生了郭太后干政,也是三國時期唯一一例后宮干政事例。

其后各代王朝統治者都極力避免后宮干政的發生,其中明代從對后宮的管理和后妃的選秀范圍入手來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史書給予了高度評價:“是以終明之代,宮壸肅清,論者謂其家法之善,超軼漢、唐。”,主要有以下措施:

1.縮減后宮規模,加強內部管理

明朝初立,在設置后宮機構和女官人數時,明太祖認為按照漢、唐制度機構和人數都過多,要求進行縮編,最終設立了六局一司共93人,“視唐減百四十余人”,在減少女官人數時也加強了對嬪妃的管理,設立嚴格的管理制度,從后宮的衣食住行到生病問診抓藥都有嚴格的規章制度,如管理不嚴,或者后宮嬪妃有私自與宮外通信者,皆論死罪。通過減少后宮規模和嚴苛管理,使得后宮皇后嬪妃參與到執政權力斗爭中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2.皇帝即其子弟嬪妃主要從民間基層選秀

明代皇帝及其子弟嬪妃的選秀是明代皇室婚姻有別于其他朝代的一大特色,明代諸嬪妃的人選多從民間及底層官員的女兒選秀得來,并禁止大臣進獻美女及推薦人選。按《明史·后妃列傳》所記載的全部46名后妃中,除了明成祖朱棣的皇后為開國元勛徐達之女外,歷代皇后均出身低微,或為民間女子,或為基層官員后代,或為臣屬之國貢獻。沒有強大的宦官家族背景,皇后和嬪妃無所憑依,就大大減少了皇帝去世后,皇太后和外戚里應外合,共同擭取政治權力的可能。

3.強勢內閣在削弱皇權的同時也斷絕了皇太后謀取權力的出路。

縱觀歷史,皇太后的政治權力往往受皇帝權勢和文官勢力所影響,三者成為此消彼長的關系,只有后兩者衰微或有意放任的情況下,皇太后才有機會獲取較大的政治權力。然而,明代強大的文官集團就是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強勢的文官集團在削弱了皇權的同時,也堵死了皇太后謀取權力的出路,如萬歷皇帝和嘉慶皇帝都曾多年不上朝,但整個國家在內閣的操持下一直正常運轉,在這種情況下,皇太后想要取得政治權力更是十分困難。

當然,即便是明代這樣嚴格的后宮管理制度,也無法完全避免皇太后干政事件的發生,如明宣宗初期的張太后,“軍國大議多稟聽裁決。”,并在宣宗去世后,人心惶惶之際,召集大臣確立了朱祁鎮為繼任皇帝。可見,無論男性統治者如何設計防范后宮干政的政策籬籠,在政權遇到非常時期時,形勢所迫之際,仍然需要皇太后參與到國政管理之中。



皇太后干政在史書上往往存在著貶義,這主要是古代社會從漠視并限制女性政治權力的思維出發,雖然在實際歷史中,皇太后干政有時也確實造成了外戚專權等政局亂象的出現。但我們對事物要從不同角度來看,在大多數情況下,一些處事賢明,富有才干女性政治家通過參與執政,保證了政權在非常時期的平穩過渡,也促進了國家的正常發展,展現了古代中國女性不亞于男子的政治智慧和魄力。如呂太后的臨朝稱制,在打擊政敵方面雖然手段血腥,并導致了呂姓外戚專權,但她采取與民休息,勤儉治國,放松文化禁制,既重農又提高商人地位的國家治理政策,極大地有利恢復國力,提高民生,為文景之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所以司馬遷在《史記》中給予了呂太后極高的評價:

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參考史料:

《史記·呂太后本紀》

《宋史》

《三國志·魏書·文帝紀》

《明史·后妃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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