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呂不韋的“奇貨可居”故事,趣談中國古代的“人質”

說起“人質”一詞,想必對現代的我們來說,腦海中首先浮出的畫面就是在某個被警察團團包圍的建筑物里,被窮兇極惡的犯罪分子所劫持的那個惶惶不安,簌簌發抖的可憐無辜之人。能夠干出劫持人質這等喪心病狂之行為的,在人們的心目中一般都不是什么好人,但在中國古代,“劫持”人質的行為有時卻是來自朝廷官方 。

《史記·呂不韋列傳》中記載的那個“奇貨可居”的故事中,“奇貨”即是異人,其身份是“秦諸庶孽孫”。如此高貴的秦國王孫身份,卻“質於諸侯”,在趙國當人質。而扮演劫持人質的角色的,就是以趙王為首的趙國統治集團。堂堂戰國七雄之一的趙國,為何要作出這種看起來不入流的“綁匪”行徑呢?這就要談一談古代中國的“質子”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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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質子制度的性質

十九世紀的英國首相帕麥斯頓說了一句名言:“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這句話深刻點明了古今中外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準則。在中國的古代,無論哪個時期,都有大小不同,強弱各異的國家存在著。在實力較強的國家暫時無法吞并弱小的一方時,以及一方在某些有求于另一方的時候,雙方之間就需要建立一種契約,尋求表達自身誠意,為雙方關系加上一道保險的方式,以保證雙方之間不作出危害對方利益的行為。

除此之外,在國家的內部,有時為了確保官員對統治者的忠誠,也需要官員作出某種保證,以使統治者能夠抓住官員的某種“把柄”,可以放心讓官員遠離京畿之地去任職。

信用這個東西是一種無形資產,有時在政治現實面前不太值錢,古人們需要對方拿出某種有形資產來表示政治上的誠意。大概是因為“錢財乃身外之物”,而“生命誠可貴”,古代統治者們覺得,用財物終究不如用人命表示誠意來得鄭重,這種情況下,質子制度就誕生了。

質,有抵押之意。所謂質子,用現代大白話來說就是人質。質子制度實際上就是把人命作為政治擔保物,質押給他人用作表示自身的政治誠意。這實際上就是一種政治擔保的契約制度,再深入思考其背后的意義,我們還可以看出,這也是一種政治株連制度,因為質子的人身安危全系于遣送方的忠誠與否。

質子制度在中國古代歷代王朝均存在,在春秋戰國時期尤為盛行,各諸侯國之間頻頻遣送質子,除了著名的“奇貨可居”的異人外,有名的質子還有《羋月傳》主人公羋八子的兒子嬴稷,即后來的秦昭襄王,以及策劃荊軻刺殺秦王的燕太子丹。

事大不易,遣送質子的一方多是出于無奈向強者低頭。據《漢書·西域傳》記載,西漢時,由于漢朝和匈奴兩強對峙,那些夾縫中的西域小國就苦不堪言,無論倒向哪一方,都可能引起另外強勢一方的敵視,于是這些小國不得不同時向兩頭遣送人質,以保平安。漢武帝時,西域樓蘭國被漢軍擊破,乃投降漢朝,結果又引起匈奴的攻擊,無奈之下“于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

二、質子的身份和遣送形式

古代迦太基人有燒死童男童女以祭祀神明的儀式,被選作活祭犧牲的孩童必須是上層貴族的子女,而古代中國的質子制度雖然沒那么血腥,但質子也不是你想當就能當的,而能夠充當質子的,往往都是遣送方的親屬或有較高社會地位的人,如秦國之質趙的異人和質燕的嬴稷、燕國之質秦的太子丹,他們身份的共同點就是都是遣送國的王族后裔,都有繼承政權的可能。而北宋時期,金兵包圍汴京的時候,康王趙構被當做質子派往金國,同行的還有時任少宰的張邦昌,屬宋朝廷高層官員。

質子的確定主要有遣送方指定和接受方指定兩種情況,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遣送方自己指定,但遣送方有時出于私心或其他考量,會派遣自己不受寵的子裔作為質子,使得擔保的公信力和效力大大下降,如異人和贏稷當初就是在秦國不受待見才被遣送在外。

所以,有時接受質子方會指定對方某個特定的人員,以保證擔保的效力,如趙國請齊國出兵抵御秦國的進攻時,齊國提出的條件就是要求趙國派遣趙太后的兒子長安君到齊國當質子,這是因為在齊國看來,長安君是當權主政的趙太后寵愛的兒子,由其作為質子,自然比其他人更能保證趙國的政治誠意。

從質子的遣送方形式來看,分為單方質子和互換質子。

單方質子即是一方向另一方單方面遣送質子,這種情況為歷史常見,主要體現在小國對大國的臣服、一國向另一國表示友好或有求于人,以及官員(主要是手握兵權的者)對朝廷表示忠誠等。前兩種情況如前所述的有樓蘭國向漢王朝和匈奴臣服遣送質子,以及異人、嬴稷等例;后一種最著名的例子是清康熙年間吳三桂兒子吳應熊娶建寧公主后,以駙額身份留居京師,實際上就是在朝廷看管之下的質子。

互換質子是兩國為表示友好而作出的互相保證——盡管這種保證在政治現實面前是極為脆弱的。這種情況較少。一個著名的事例是東周平王時,鄭莊公為周平王卿士,協助他處理國政,而平王又暗中將部分權力分給虢公,引起了莊公的不滿,周平王以天子之尊抵賴絕無此事。但大家都是成年人,你周天子身份再尊貴,空口白牙也不算數。那要如何保證周、鄭之間這種合作的政治結構的延續呢?雙方互換質子。于是“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除此之外,還有晉國和鄭國之間互換質子的例子。

三、質子的安置和待遇

在質子的安置方面,歷代王朝主要采取專地看管和任命官職兩種方式。

漢代及三國時期設有“保宮”,宋代有“納質院”,都是專門用以監管居住其內的質子所在。

出于對遣送方的安撫,有時接受方會對質子采取友善優待的態度,任命質子出任官職從事一定的工作。《冊府元龜》記載,唐憲宗就任命新羅所遣送的質子擔任太子中允,還使其出使本國,以表示對新羅臣服的賞賜和安撫。

對于質子,有時監管和安撫同時并用,所謂恩威并濟,如安祿山之子安慶宗娶了李唐宗室之女,定居長安;而娶了建寧公主的吳應熊官至少傅兼太子太傅。這兩人既跟皇家攀上了親家,又不能離開京城。

質子的身份雖然比較尷尬,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一件政治質押物,但其人身并非時刻受到絕對的限制。總的來說,大多數情況下,質子所受到的待遇主要受遣送方和接受方的關系影響,在雙方關系較為融洽和睦時,質子所受的待遇就較好,有時候還有著相對比較高的人身自由和待遇。

而雙方關系緊張時,質子受到的待遇難免就比較差。如作為質子在邯鄲的異人,就備因為秦國多次攻打趙國,其作為秦人的王孫質子,就在趙國內不受待見,備受冷遇,其處境為“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 。

當然,質子從根本上來說是個高危職業,如果遣送質子的一方對接受質子一方有不友好或反叛的行為,質子的處境就大大不妙,像異人所受到的冷遇已經是極為幸運的了,歷史上并不乏質子有性命之憂的事例,有兩個倒霉的例子就是前面所說的安慶宗和吳應熊。當然,吳應熊公子并非電影《鹿鼎記》中所描述的那般無能搞笑。安慶宗和吳應熊這兩位仁兄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不幸攤上了寧要天下不要親人的老爹。安祿山和吳三桂為了造反事業“大義滅親”,完全不顧被質押在朝廷手中的兒子,決然起兵造反,結果就是導致安慶宗和吳應熊被朝廷株連處死。

雖然古代帝王們認為通過質子這種方式能夠對其他國家和官員進行掌控,但現實中無數次事例證明,這種想法只是一廂情愿。如果背叛能夠帶來足夠的利益,質子就會像一件不值錢的物件一樣被拋棄。倒霉的秦國王孫異人在趙國為質子的期間,秦國還不顧他的死活,多次攻打趙國,就說明了其所起到的政治擔保作用形同虛設。

古人很早也認識到了質子制度的局限性,左丘明就周、鄭交質事件評論道:“信不由中,質無益也”,不是由內心真誠遵守的信用,即便是交換了質子,也沒什么用處。其后歷史上的一些士大夫對于質子制度也提出了反對意見,如西晉的祖納和東晉的郗超就從人道主義上出發,認為對于反叛者只懲罰其人即可,不應當株連其親屬。

然而,即便是有諸多質子毫無作用的事例在先,帝王們仍然固執地堅持質子制度的存在。他們認為,通過質子,能讓對方在想要背叛自己的時候投鼠忌器,甚至可以通過質子掌握對方的動向等情報。于是質子制度就在歷史上一直延續到了清代。到了近代,隨著社會的發展,質子制度也終于煙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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